大“论文门”:引发大学教育“忧思”

※发布时间:2019-6-13 6:47:17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继母十七岁刘大鸿:“至少都是线日,对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刘大鸿来说,本来是很普通的一天。他刚参加完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回程中经过西安,却接到一个令他非常的电话:他带

  的2002级油画班12位学生,毕业论文都被学院学位委员会判定为不合格,需要重写并通过第二次答辩,才能拿到学位。“这让我非常。”刘大鸿说:“以往,一两名学生因为论文不合格不给学位的情况,全国各地高校经常有。但像这样,整个班所有学生的论文都被判定为不合格,肯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觉得这简直是‘西安事变’。”这一事件很快被报道,并成为近期的热点新闻。

  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的起因,是半年前刘大鸿为学生毕业论文所出的题:“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要求学生写出真切的东西,不能抄袭,要写真正的自己。在刘大鸿看来,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令他很满意:“文章里写的都是他们对艺术、对人生的真切思考。我教了他们四年,很清楚他们有没有真正地写自己。虽然因为各人程度的不同,有的写得深,有的写得浅,但这些文章都是很有价值的,至少都是真话,比那些抄袭的论文不知道好多少倍。”

  这批论文全部顺利通过了答辩,但在随后的论文审查环节,美术学院学位委员会却提出了问题:“内容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个人小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论文,不具备应有的观点和学术性。”随后,学院院长徐芒耀决定,这批论文全部不予通过,需要重写。院方认为,论文问题出在命题上,刘大鸿给学生出的题目,基本上只是让学生写一篇四年学习的小结甚至是抒情文章,没有学术含量。

  对于院方的这一“结论”,刘大鸿表示“绝对不认同”:“文章和美术作品不一样。艺术作品的构思、创作是体现在作品中的,不需要用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说出来。何况,一个美术学院的本科生,哪有能力自己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不是要去抄袭?等于是嚼人家嚼了一百遍的馍。”他同时表示,真正的艺术家需要洞察生命、体验感情,需要对人生有真切的才能有好的作品。“我认为对创作艺术的人来说,文章写得真,远比写得‘学术’更重要。”刘大鸿甚至把这种论文学术规范的要求斥为“技术化的新八股”:“设定这些学术、论文考衡标准,看似很规范,其实是一种技术官僚,只是方便行政人员的控制和审查,但对于真正的教学,特别是艺术这样需要张扬个性和创造力的领域,这些标准只能起钳制的作用。”他表示,以后带学生,还会自己这一套:“我相信我没有错。但这一次的论文答辩我没有再干预,我甚至劝学生们作出,因为我觉得学生们拿不到学位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希望他们的前途受影响。”

  6月15日,第二次答辩的结果出来,油画班三位学生和雕塑班的两位学生仍没有通过答辩。据了解,7月中旬,学院将为这五位同学再组织一次答辩。

  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试图采访美术学院领导,但院长徐芒耀手机一直关机,学院罗志林则告诉记者,所有关于此事的采访只能通过上海师范大学宣传部。记者多次致电上海师范大学宣传部,一直未能联系到主管此事的负责老师。

  上海师大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全体本科毕业生论文因“不具学术性”未通过答辩,上海师大副校长,该事件与指导教师刘大鸿和学院院长徐芒耀之间的“学术分歧”有关。部分随后的报道,将焦点集中到二人的分歧乃至“个人恩怨”上。如果抛开“个人恩怨”和“学术分歧”,这批毕业论文的水平究竟如何?毕业论文水平高低的判断标准何在?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

  目前,引起争议的毕业论文并没有完全公开,根据报道,其中一篇论文为《大学里认识的一些人》,8000余字的篇幅讲述了大学中的“人和事”,共有4个部分,内容包括对大学期间同学、老师等身边人的记录,提到了“同学减肥”、芙蓉姐姐,有作者对老师、同学在生活、学习和创作上的描述,也有作者对艺术史理论和绘画的实际感受。有一段内容是:“老师让我讲讲教经济学的老师,他上课就给我们念课本,用不着那样的老师,学校里有很多‘废物’老师,教法律的老师,他表达得很清楚,很真实,在上课时,要求坐得端正,还抽查笔记,还注视着谁没在做笔记,目露凶光。”

  但并非所有的论文都写的是大学中的人和事。一篇论文由“技法、想法之间孰轻孰重”引申出对“大学四年学习的感想”,总结出“怎么去利用现有技法把思想表现出来。还有一篇论文题目是《毕业生手足无措?油画专业何去何从?问题出在哪?》,作者以身边事例为证,指出“大多美术学院仍就是以十几年不变的教育方式培养着延续老一辈思想的油画家”,希望教师“针对油画专业多年引发的问题总结,进行必要的”。

  对大论文事件,杨劲松一开始就表示“这很正常”:“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刘大鸿身处的是师范大学而不是专业的美术学院。一般来说,相对于专业美术院校,师范大学更为保守,制度也更为僵硬。因为师范大学是以培养普通教师为主要职责,对于离经叛道的事情特别难以。刘大鸿在这样一个地方做这样一件事,很可贵,可以说是一个革新。同时应该说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体制也正在松动,相信不久的将来也将会被撼动。”

  杨劲松认为,刘大鸿鼓励学生写出真切的做法值得提倡,不应该被认为是有悖于学术规范:“应该说传统的艺术教学都是技能在先、知识在先,忽视文字、思想的表达,使得学生缺乏真正的思考,更不要说发现问题。可以说,以前的艺术教育多是教学生射箭,却不教他们怎么找靶子。鼓励学生说出、找出问题,就是鼓励他们‘找靶子’。”

  杨劲松认为,对艺术类的学生来说,论文写作与艺术作品创作同样重要,“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思想、表达观点,对学生是很大的尊重,同时也容易激起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同时表达创作的意图,告诉别人自己的作品好在哪里,甚至对别人的提出辩解,都是教学很重要的内容。可能一开始学生说得很浅白,但只要是他自己的思考,慢慢就能激发出他感兴趣的问题,并进一步钻研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告诉记者,自己一向要求学生在提交美术作品的同时,一并提交创作方案并当众陈述,集体讨论:“这对学生的自信心、表达力、学习兴趣都是很大的促进和提升。”

  对于刘大鸿事件,李公明首先提出一个疑问:“目前对艺术类论文应该怎么写,可有相关?”他表示,正是对艺术类论文写作规范缺乏界定,才导致规范的模糊化,“多年来,教育部门没有修定相关的规则。艺术类学生如何完成学位论文,是按严格的学术论文规格写,还是偏向感性的表达,无法严格地界定,才引起很大的争议。”因此,李公明认为完善艺术类论文写作规范是接下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至于怎么设定写作的标准,李公明认为,刘大鸿提倡的“写真话、写”的初衷是对的,和勇气也很令人,但具体的标准可以再商榷:“实际上,不抄袭只能说是论文的最基本准则,不能说是惟一的标准。‘说真话’应该是对整个本科四年教育的要求,而不是检验一个本科毕业生的惟一要求。”

  李公明认为,对艺术类学生应该制定一个相对多元的论文写作标准:“严格要求他们写出学术前沿的问题、写出严格规范的学术论文是不现实的,只能他们去抄袭。应该鼓励他们从经验出发谈感受,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同时他也表示,不应该认为这样是降低了对学生的标准:“实际上,真正要求学生说出自己艺术上的真知灼见、个人思考,实际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思考不会是凭空而来,肯定是立足于大量的艺术创作而又高于创作的。这点很不容易。因此这样的标准只是改变了,而并不是降低了。”

  对刘大鸿如此命题学生论文,陈丹青表示“非常赞同”。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我也是刚刚才了解事件的始末的,起先我以为是学生把论文写成那样,但后来才知道这是刘大鸿的意思。他这是在做学术,他很勇敢!现在艺术生的毕业论文,十有都是从网络上摘抄来的,假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根本看不到什么真的东西。”

  他认为,虽然目前艺术类高校毕业论文千篇一律,抄袭屡见不鲜,但对艺术类学生来说写作论文还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对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一项基本要求。但对艺术类的本科生而言,他们能否真写出严谨的学术论文,这点我很怀疑。”他表示,从他的教学经验中来看,目前的艺术类高校学生的理论水平普遍欠佳:“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知识并不能等同于论文。毕业生能通过各种途径完成论文,但这个应付论文答辩的能力并不代表他真的就掌握了文化知识。我认为论文不应该是衡量的惟一标准。至于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只能说信息量跟我们过去相比,是要丰富得多,毕竟网络太方便了。但仅仅是信息量的多少,这完全不能代表他们就真的掌握了这些文化知识。而且,在一些体制的弊端下,有些高校生甚至连判断力都了,还谈什么文化知识。”

  但陈丹青同时认为,不能笼统地认为是高校学生素质下降:“不能笼统地说大学生的素质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但毫不避讳地说,近年来扩招等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的情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的‘贬值’,这是肯定的。如果说大学生素质下降了,那么责任仍然在于一些体制。”

  其实,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论文门”事件,反映出来的并不仅仅是艺术院校对待毕业论文态度上的分歧,同样的的问题也存在于普通高等院校。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大学中的英语教育和英语考级问题又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由于极少数学生因为大学学英语没有达到国家标准而不能毕业,一些专家在和电视上发出呼吁,要求取消英语考级。而在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论文门”事件中中,部分专家学者首先考虑到的是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的抄袭现实,所持观点为:出现争议的论文,不论水准如何,最起码比抄袭的强。这一对问问题的思考方式,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当前的大学教育,标准是否在一次次争议中被降低而不是提升?大学生的素质是否在降低?大学教育是否否正在“向下看齐”?

  一位专家曾在上撰文认为:“从现实性来看,一方面毕业论文的质量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对毕业论文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其结果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而且加剧了弄虚作假现象和形式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掺水’的毕业论文泛滥,不如取消毕业论文。”这种说法在上和网络上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

  这一论调是与大学的现实密切相关的。大四下学期,学生们有两件大事:找工作和写毕业论文。按照一般高校的,在时间上,会安排有三个月甚至整整一个学期用于论文写作。但许多学生反映,实际上,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只用一个月或一个星期。学校虽然在有关中给予论文很高的地位,学分很高,但论文在找工作中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在学生们看来,做好简历比写好论文更重要。

  那么论文该取消吗?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黄葳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我认为这只是少数人的想法,取消毕业论文不会成为一种趋势。现在大学生的写作能力、论文能力已经不够理想了,再取消要求,岂不越来越差?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应连一篇论文都做不出来。毕业论文不但不应取消,而且应当加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谢安邦教授干脆就认为,论文写作是肯定要存在的,无论国内外哪所高校,都不可能会取消毕业论文,不可能因为某些学生的“不自觉”就来质疑论文制度。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长期进行教育方面的研究,他把这种“注水论文”视为中国高校教育制度“南橘北枳”的结果。“现在学生的学习动机不明确,学校发的文凭都是国家文凭,没有差别,透支的是国家的信用,学校不必负责。这归根到底是高等教育竞争不充分。对于这种论文差的现象,大学生无所谓,教师无所谓,学校无所谓,那当然会延续下去了。”

  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大学生早就没有了“天之骄子”的幻想,为了避免“毕业等于失业”的局面出现,在写毕业论文与找工作相冲突的时候,当然会首选找工作,老师也只得对学生逃课实习、找工作奔波睁只眼闭只眼。黄葳认为:学校在这点上一般都会替学生考虑到:基本上大四的后半年都没有什么课程,此前也会给学生留有实习的时间,还会给毕业生提供一些就业指导的课程。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劳动部门,黄葳不满地认为,“现在他们就像是大爷,”经常有单位让学生在学习时间为他们工作,甚至是充当义工,影响了正常教学。他们的潜台词就是“不给我打工,你就不用来上班了”。这样的劳动部门既不尊重学生,也不尊重学校。劳动管理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劳动保障制度,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毕业论文不理想还与教师的学术能力,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能力密切相关。黄葳认为,现在,并不是对论文的要求太松,而是对论文的指导太松。以前大学教师指导两三个研究生,现在指导二三十个研究生,本科生就更多了,怎么可能学生论文得到指导?甚至,连学生是否抄袭、找枪手,教师都来不及搞清楚。

  在争论中,很多人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一位经过了高考选拔考试、四年专业学习的大学生,连一篇论文都写不出来,而是直接将矛头对准目前的毕业论文制度。同样,在关于英语教育的争论中,争论双方并没有讨论过那些学生为什么考试不及格,而是将焦点直接集中到英语考试制度身上。

  一般高校,为毕业论文的写作预留出了三个月甚至一个学期的时间。在时间上,毕业论文的写作常充裕的。而在这之前,大学生已经经过了三年多的专业学习。毋庸置疑,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主要任务依旧是学习,大学依旧是教育的场所而不是游乐园。许多大学生都表示,并不是他们不想学,而是觉得学的东西没有价值,“没有用”。

  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在《大学的理想》里曾经说,大学是一个教普遍知识的场所,教有才智的人在所有问题上很好地思考,去追求真理和掌握真理;大学的目的在于给学生提供一种“教育”,通过这个过程,学生将成为“文明的人”。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激动的话,如今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似的梦想。几位不同背景的学者一致表示:大学应当与社会对接,与市场对接。这才是学生口中所说的“有用”。

  关于如今大学生中存在的“茫然失措”,黄葳认为,这是在这一代学生的转型中出现的困惑。现在升学、就业、学习内容都在转型,学生忽然要面对着没有分配而是自己找工作的问题,而这是中国短期内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文学、哲学等非实用学科最受学生追捧,而那也正是大学生分配无忧的年代。随着毕业分配逐渐取消,大学里的“商业风”也越刮越厉害。黄葳提醒说,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迈向大众化,实际上,大学教育只相当于一个职业准备,不等于上大学就能有好工作。大学,仅是就业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北大学生卖猪肉,学生卖葫芦串都很正常。我们应当意识到,所有职业都是同等的。”

  针对大学教育如何“有用”,陈丹青明确表示:“培养实用人才是正确的,早就应该这么做。人才还是要市场的,必须让市场说话。”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难,大学纷纷开设技能课,特别是开设一些专业对口的课程,以方便学生能马上找到工作,几位专家都视之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信力建说:“除了5%甚至更少的人会去做研究做学问以外,大部分人还是会进入企业的。大学教育与企业对接,这是一种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的过程。大学培养的就是优秀的国民,优秀的职业人。可惜,现在中国的情况是社会需要什么,就偏偏不培养什么。大学里公共课占了1/3,用处都不大。目前,大学教育的职业水准降到历史最低。”

  谢安邦承认,现在的高校教育确实部分地存在老化问题,但高校不可能完全满足学生毕业后的职能要求。“外面有两万个职业,而学校的专业才有多少?学校不可能针对每一个职业每一个岗位去开设对口的专业。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全面的人才,给他们基本的技能。至于职业技能的培训更应当是用人单位承担的事情,这需要学校和单位两方面的配合。”

  一个曾经被视为传授“真理”的大学,会否就会因此变为传授就业技能的“职业技术学校”?黄葳认为不必担心,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大学课程应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性,只不过,不能太过于急功近利,不能等同于开药方,不能要求立竿见影。大学主要还是对人的基本人格、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培养。“我并不认为专业直接与找工作挂钩就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大大了,不可能跟着社会热点跑。大学教育一方面基础要打扎实,另一方面,实用性也要增加,两者相结合。”信力建也认为,大学不仅应当教育如何做好事情,还要建立好的普世价值观,包括真善美。可惜,中国现在这两样都没做好。不论是教育还是技术层面上都做得不够。

  大学教育发展这二十多年来,大学生的素质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个说法不好笼统地说。这也源于各人对“素质”的理解并不相同。不过,一些事实也能说明问题:现在的高校在校生有2300万,全国20%的适龄学生能入学,广州大约有70%的城市考生考上大学,而在上海、这个比例更高。扩招为大学教育带来的诸多影响,正在逐渐。

  黄葳认为,扩招产生了一个人数增多与教学资源不足冲突的问题。教师不足,硬师、资源也不足,这种矛盾导致学生质量下降,教学质量也下降,最后是整个高等教育质量都下降了。所以要提高学生质量,就需要大学教育中的各个环节,这里包括高等院校的各种课程考核、学期论文、毕业论文等,都要加强。

  但另一方面,谢安邦认为,受益于高等教育的人群明显多了,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是提高了。大学生素质高低,这并不是一个快速看到效果的东西,要考虑长线。美国的大学生比例这么高,但他们的大学一样很棒。

  那么,大学的收费问题在大学教育中的作用如何?是否会因为家长付费购买了学校的教育,大学就应当网开一面,放松要求呢?旅美学者薛涌的《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书中谈到,近年来,美国高中越来越多甚至接近一半的学生拿到了“A”的成绩,2000年

  竟然有91%的毕业生成为荣誉毕业生,因为他们付了高额学费,自认为有拿到体面的成绩。目前,这一现象在中国还没有得到体现。在计划经济中走过来的家长们,都不太理育消费也是一种消费,学校与学生之间建立一种贸易关系很正常,家长不会产生这种意识。针对此问题,黄葳提到,这在中国主要是一个管理的问题。目前国内有一些高校,会有学生给老师打分、评比的情况,学生的考评直接影响到老师的收入和职称评比,这时,老师可能会为了让学生满意而放松要求。尽管大学收费高昂、工作难找、大学教育的价值时常遭到质疑,但是,“新读书无用论”在中国却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黄葳认为:“以前是知识的读书无用,而现在这种论调的产生,是因为大家认为读了书还找不到工作。但现实是,如果不读书就更找不到工作了。”

  艺术院校考生,除了写毕业论文之外,还需要承担毕业创作。图为广州美术学院2006届研究生毕业作品展上的一幅引起关注的作品。唐昊摄

   文章来源于博贝棋牌850游戏